总之，民主的全球治理是民主法治化保障的重要内容，要通过法治话语扩大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其问题在于，法理上一个完整的行为规范必须由调整对象、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组成，三者缺一不可。3.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具体方案有三：（1）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的列举规定中增加依照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处理目录内的个人信用信息一项，作为豁免同意的法定情形。[9]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修订3版，第4页。遏制公权与保护私益：社会信用立法论略》，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第170-171页。（4）无责任即无处罚，仅以违反法定义务作为失信标准，忽视了行为人主观状态，有违责任主义。即所谓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这在规范上包括主、客观两层意涵。

3.信用修复程序的完善。鉴于现有10类主要失信惩戒措施有6类都属于行政处罚，可以先将其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加以规范。[12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476页。

[57]周恩来在阐释宪法的民族政策时也谈到，各民族进一步团结的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69]参见莫纪宏：《以宪法修改为契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35-44页。[52]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96]它在逻辑起源上不具有对抗性和防御性。

奉正朔法令的法治统一从来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需求，避免了欧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建立在封臣等级和恩地制基础上的多元管辖，[22]也避免了中世纪国家法、教会法、城市法等诸法林立、冲突的现象。例如：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通讯秘密与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就有必要扩展到作为社会界面的信息平台主体，人格尊严在智能时代也必须重新为伦理本质找到根基，宪法对按劳分配条款中劳动在金融信息技术与资本深度结合的时代有必要作出新的解释，宪法对宏观调控条款的具体规范内涵也需要结合新经济形态作出新的理解，等等。

其次，大一统社会经济条件中也孕育了流动，这是现行宪法接受非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分配方式的重要逻辑。三是资本、金融工具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导致了资本借助金融信息工具进行无国界扩张，资本盲目、无序流动加剧全球化裂解，进而反噬主权国家统一市场的根基。[106]根本利益的无差别性决定了选举资格的平等、普遍以及代表效力的相同。[134]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2019年9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页。

[108][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正因为有着作为枢纽的国家机关的存在，因此，这种权力结构实际上不是以平行的国家任务为标准进行划分。[75] 更值得关注的是宪法对直接民主和普遍代表制的规定。三是中央集权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法治统一，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法律标准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撤销。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的，对妨碍我们团结的、妨碍我们共同努力的两种民族主义错误，都应当批判。

以此为源泉和中心，产生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其他权力，强化权力来源和权威的一元性、最终性和最高性。[89]这些都是大一统逻辑在现行宪法中的体现、延伸和加强。

同时，差序治理和基层自治也在宪法安排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构成分层而统一的国家权力配置结构。国家权力除了上述横向的分层而又统一的结构之外，宪法还规定了纵向意义上的单一制下的差序治理与基层自治。[79]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4-121页。[19]参见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42页。里是由父老层所指导的自治体，乡三老从各里的父老层中选举出来掌管内部教化，与县令以下的地方官地位对等，构成自律的世界，[33]或费孝通所说，中央集权中的地方自治。[81]关于体系化的介绍，参见《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及以下。

[38]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19]正如有的学者总结的，大量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古代中国唯一有效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53]参见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

[123]现行宪法在修改过程中就非常注重避免国家权力集中的个体化和绝对化。一切权力形象说明了一统与集中的逻辑。

[91]钱穆则认为，这得益于中国与欧洲相比，自秦开始就有大量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的城市，每一城市是四周农村货物的集散中心，城乡互相依偎补足，两者打成一片。[91][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41]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159页。[123]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2014年12月—2018年12月），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6页。

现行宪法通过规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接续了地方自治的传统。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69、82页。

[115]这种线性结构也体现为分层制约的思维，那就是作为枢纽的机关要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分享作为枢纽之机关的部分权能来形成制约，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和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修改由其制定的法律的权力。[22]参见[比利时]冈绍夫：《何谓封建主义》，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页及以下。

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国并非单一政治社会，中国只是天下的中央，而非天下之全部。今天看来，避免国家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防止地方发展与治理碎片化，抑制社会经济组织新形态无序扩张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有力维护大一统秩序的三个重要方向。

四、无组织力量：大一统宪法的当代挑战及回应 尽管大一统深刻规定了现行宪法的底层逻辑和具体内容，但同样也遗传给它最基本的挑战，那就是无组织力量对大一统的消解。这种权力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强调枢纽机关的存在和权威。[131]See C. Thornhill, A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17-120. [132]参见朱云汉：《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1页。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5]参见姜义华：《何谓中国》，东方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217页。因此，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基础就不是耶利内克所讲的先于国家的自然自由，而是民主权利，也就是建构共同意志的权利。

[98] 个体的基本权利代表着多元，而经由民主权利功能发挥形成的人民共同意志则体现着一体，因此，基本权利的自由与防御功能是第二位的，它必然要朝向多元而一体的逻辑行使，不能由于滥用而构成无组织的力量挑战共同意志。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国家性质和根本制度的规定，塑造了人民作为定于一的新范式，并将大一统的正当性由君主代表的普遍天下秩序转为由人民代表的真实、普遍民主秩序，由天道转为人民意志。

[89]肖蔚云：《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80] （三）基本经济制度的大一统支撑 现行宪法第6条到第18条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规范体系，按照所有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工具（所有权）—所有制的运行和管理机制[81]的逻辑展开。